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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操是《三国演义》这部我国优秀的长篇古典小说的代表之作。在这部作品里作者塑造了一批典型而艺术的人物形象。同其他几部古典名著相比，在作者的笔下，这些人物形象是在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今天我们想讨论的是《三国演义》中争议比较多的一个人物，曹操。曹操在性格上的繁复、能力的全面、正邪的杂揉等诸方面，显出其最难被人盖棺论定的丰富和庞杂。我们努力从历史的和艺术的角度去重新解读曹操。既定的历史对曹操的评价如下：曹操，即魏武帝。曹操，即魏武帝。字孟德。沛国谯（今安徽毫县）人。三国时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曹操在镇压黄巾起义中，逐步扩充了自己的军事力量。官渡之战大破元绍后，逐渐统一了中国北部，建安十三年（208年），进位为丞相，率军二十余万南下，展开了历史上有名的赤壁之战，被孙权和刘备联军击败。建安二十一年（216年）封魏王。曹操生前在北方田，兴修水利，解决了军粮缺乏的问题，对农业生产的恢复有一定的作用；用人唯才，打破世俗门弟观念，罗致地主阶级中下人物，抑制豪强，加强集权。在所统治的地区内，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他精兵法，著《孙子略解》、《兵法接要》等书。曹操不仅在政治、经济、军事上表现了杰出的才能，在文学上也有很高的成就。

       从上面这段对曹操生平史料的简单介绍，我们可以看见历史上真实的曹操是作为一个正面人物存在的，但是现在呈现在这里的还仅仅是客观的介绍。作者在写作《三国演义》的时候，曹操在历史上的面目发生了改变。这种改变有作者个人写作的艺术倾向，但是在作者进行加工的同时无意之间把曹操的人格复杂化了，在曹操的身上，我们能看见三国那个动荡的特殊的历史环境在曹操这个人物身上的折射。我们不着重来讨论这个问题，主要来看一下经过艺术加工后的人物形象所具有的人格特征及进行简单分析。

       接上论曹操性格

       1 超人的领袖才能

       我们先来看一下《三国演义》的第一回：

       汝南许邵，有知人之名。操往见之，问曰：“我何如人？”邵不答。又问，邵曰：“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操闻大喜。

       这里许邵概括了曹操这个人物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曹操的领导才能，这也为曹操日后成为真正的帝王之身埋下了伏笔，更是对他的人格的一种肯定。曹操的领袖气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行事果断，豁达自信，知人善任。曹操遇事能够当机立断，是由其性格直接决定的，这一点是领袖必备素质。操初入仕途时，完全没有纨绔子弟的享乐习气，一心革除弊政，厉行法治。当时宦官弄权，朝政混乱，而他能不畏权贵，表现出了大政治家的力度。从早期曹操与袁绍等人推举义兵讨伐董卓的时候，就可以了解曹操是一个具有旺盛企图心及使命感的领袖人物，想使当时极度混乱的社会现状，重新恢复安定秩序，解决百姓切身痛。

       2 任人为贤

       知人善认，唯才是举是曹操的一个显著特点。在曹操的用人政策里才能是大于德的。在论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不去截取《三国演义》中的章节来说明问题，而是看曹操所颁布的用人政策，他的政策能最大的程度说明他对人才的渴求。曹操最惊世骇俗的举动，莫过于他以丞相的身份颁布的三道求贤令。这是三面有可能一举颠覆中华传统儒教信念的文化反旗，曹操不仅郑重推出“唯才是举“的主张，还大步流星地将这一主张贯彻到无条件的程度，遂使“唯才是举“成为优先于其他所有原则之上的首选原则。唐突圣贤、藐视礼法的雄心魄力，则在曹操不惮其烦举出的大量例子中，得到裸露性显示。曹操明白告诉世人：无论你是否过“污辱之名“、“见笑之耻“，或即使你有过如“贪将吴起“那种“杀妻取信“、“母死不归“的大恶行径，只要你确有能力，仍会得到我的重用。（见《青梅煮酒》周泽雄）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曹操是要承受巨大的压力的。陈先生写道：“孟德三令……则是明白宣示士大夫自来所遵奉之金科玉律，已完全破产也。由此推之，则东汉士大夫儒家体用一致及周孔道德之堡垒无从坚守，而其所以安身立命者，亦全失其根据矣。故孟德三令，非仅一时求才之旨意，实标明其政策之所在，而为一政治社会道德思想之大变革……（详见陈寅恪《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一文）。我们现在来理解曹操的这种做法时候也许只能从曹操的人格特征来剖析。

       3艺术形象的曹操的性格多面性

       《三国演义》中的曹操，是按照艺术的典型化手法塑造出来的一个奸雄的典型形象。不仅他的言语、行为已经偏离历史的事实，而且浸透了作家的审美感情。其次，《三国演义》中的曹操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多面的奸雄的典型形象，他既有奸诈、自私、残忍、多疑的性格侧面，又有眼光远大、谋略出众、善于用人的雄才大略的一面。对曹操人格的贬斥，实际上是和他的优点一起表现的，正所谓的泥沙俱下。曹操是惯于由大怒转为大笑，大笑转为大哭的。他在赤壁之战后，从华容道逃归，在南郡安歇时，对着众谋士，突然大哭起来。谋士们问他为什么哭，曹操说：“吾哭郭奉孝耳！若奉孝在，决不使吾有此大失也！·”从一方面看，这是曹操的爱才惜才；另一方面看，这又是曹操使的诈术，因为他的大哭的结果，“使众谋士黯然自惭”，这才是他哭的真正目的。

       曹操的形象，既有奸诈的一面，又有雄才大略的一面，然而这两方面不是机械的相加，而是有机的融合在一起，有时很难分清这是他的英雄本色，还是奸雄的特性使然。但是，在《三国演义》中，他是以奸雄作为性格的主导方面。在曹操的身上，几乎集中了封建统治者所具有的全部特点：笼络人心而又嫉贤妒才，刚愎自用而又机谋权变；刻薄暴虐而又豪爽多智，聪明过人而又愚蠢颟顸；坦诚中总带几分虚诈，大度中常含几成小气。然而，正是由于这些，才使的曹操的形象具有了极其鲜明的，不可替代的艺术独立性，形成他活生生的复杂的性格组合基调：奸而能、真而伪、宽而猛！性格的两个侧面互相渗透各有特征，使我们不禁被曹操这复杂的、模糊的人性特征所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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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操，你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已然被三国演义渲染成了坏人，一个不折不扣的坏人、自利鬼，“名托汉相实为汉贼”，那就让我来细数你的罪过吧！

       在开始你出现的时候，并看不出你有多坏，你在领兵破黄巾，后来在何进事件中你甚至有先见之明。董卓专权，你能够只身孤胆献刀谋董贼，这时的你甚至有了英雄气概，但是你却杀了吕伯奢全家，说出了“宁叫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这样的极端自私自利的话，不禁使人厌恶。后来，你发矫诏招来十八路诸侯一起攻打董卓，并且力排众议，是关羽斩了华雄，你又有了一双识贤的慧眼。最后董卓败走，你独自一人去追，却被围攻，幸亏曹洪背着你，才使你逃脱。后来李傕、郭汜截天子、囚公卿，献帝险些性命不保，亏的你及时从山东赶来，击败李傕郭汜，成了朝廷重臣，你终于露出了“狐狸尾巴”。

       官渡之战以后，你罢黜三公，擅自专权，原来的九江太守边让，英才俊伟，天下知名；直言正色，结果被你杀了全家，原来的太尉杨彪，德高望重。你因为眦睚，诽谤罪名，不顾宪纲。还有议郎赵彦，忠谏直言，你想迷惑民众，杜绝言路，擅自杀之，以及梁孝王，坟陵尊显；桑梓松柏，而你的帅将吏士们，亲自发掘，破棺裸尸，掠取金宝。至令士民伤怀！

       这便是你的奸相，你还因为衣带诏事件杀了国舅董承，更是激起民愤。虽然你有识贤之言求贤之心，但方法却极为卑劣，为了得到徐庶就拿住徐庶的母亲伪造书信，虽得其人但不得其心。后来遇见诸葛亮就找诸葛亮的妻小在哪里，哪知道诸葛亮有先见之明把妻小藏起来了。

       总而言之，你的形象连同你的名字一起刻在人们的心里，以“奸雄、汉贼”的身份，虽然知道还有个不为人知的你，但是众心所向，谁又能替你翻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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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完厚厚的一本三国演义，不禁感叹历史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三国演义真的为读者生动活现地演义了一个历史故事，也让我从中学到了一些为人处世之道。

       先来说说曹操这个人物带给我的启示。曹操一生都属于十分大胆型的人物，也是十分奸诈的。他误杀了吕伯奢一家人，最后明知错了，还要继续杀了吕伯奢，其无情无义至此，陈宫便离他而去，曹操后来说的那句话耐人寻味：“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但反过来想想，如果当时他不赶尽杀绝的话，吕伯奢若真带了些人过来追杀他，可能曹操会就此退出历史舞台了。但是奸诈带来的只会是一时的小利，一直是奸诈的话，自然会遭到报应。后来董承一伙人便刺杀曹操，可惜事败了。后来陆续都有一些人刺杀曹操，但都因一些意外而失败了，否则这位曹阿瞒也不会叱咤风云了。曹操给我的启示就是，做人不能太狡诈。

       与曹操截然相反的一个人物就是刘备了，他以仁义当先，他热爱百姓。刘备一生的行为都与曹操相反，曹操奸诈，刘备仁义。刘备在落难时，还带着百姓逃命，他管理一个新野，或是徐州，都是布施仁政，得到百姓的爱戴。

       但不论是曹操还是刘备，他们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非常注重人才，曹操失了一个吕韦，祭奠时他不哭自己曹家的人，独哭吕韦。他的谋臣郭嘉死后，他也十分痛心。刘备则更重视人才了，起初赵云并不是刘家的将军，但他十分器重赵云，几次留他，后来终于归到了刘门下，才使得那个扶不起的阿斗两次脱险。徐庶被曹操“拐骗”到那边，在送别时，刘备哭着送别，还要砍掉挡在前面的竹林，后来徐庶才又回来推荐了诸葛亮。刘备三顾茅庐更是成为聘用人才的典范。

       所以说，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需要招兵买马，寻找志同道合的人，一同创建事业，这才是成功之道。与之相反的例子便是袁绍了，照说袁绍与曹操一战的时候，拥有明显的军事优势，但袁绍为人不重视人才，有许多忠臣在身边也不知道。他如果听忠臣的话，那曹操怎么可能胜得了他呢？而他却听信一些小人的话，致使败给了兵力较少的曹操。

       三国演义还让我学到：要善于听取好的意见，忠言逆耳。曹操赤壁之战为什么会败？我觉得还是因为没有听信好的意见，面对新来的庞统这个外人，他却毫不犹豫地相信了他的“连环计”，而面对另一个臣子对他的忠言，那位臣子大致说的是：“若敌人用火攻，如之耐何？”曹操答的大致意思是：“现在这个季节，不会刮东南风，如果用火攻，那便是烧他们自己的营了”。这也怪不了曹操，他又不像孔明这个气象专家能知风雨。但既然有人提了建议，曹操也应该有所警觉呀，不然也不会败了。另外一次就是刘备在一片靠近水的树林中安七百里连营，早有臣子向他提出建议，说敌人如果用火攻怎么办？但他没有接受，致使后来真的被陆逊七百里火烧连营。所以，能否正确听取他人的意见，往往决定着事情的最终成败。

       三国演义中的一些人物，也给我许多启示。那些贪财，贪色的人，最终一定不会有好结果。董卓与吕布之所以会兵刃，还不是让一个小女子貂婵在中间挑拨离间，所以董卓便是败在了自己的好色上。曹操也有点好色，张绣投降后，曹操在营中寻乐，便找了张绣老婆来玩弄，后来张绣当然恼火，便暗算曹操，曹操幸亏命大，否则也被张绣结果了。

       曹操修了铜雀台后，还要把东吴的“二乔”放于台上，于是便让孔明用这点激了周瑜，让周瑜决心出兵打曹操，曹操才有赤壁一败。三国中还有一些卖主求荣的一些人，也得不到好结果。与之相反的则是关羽了，他不贪财也不好色，得到了曹操的敬佩，也得到了千千万万读者的敬佩。若不是因为他一点点的骄傲，以及刘封的见死不救，他也不会死得那么早了。所以，我又知道了，为人不能贪财色，要做一个正直的人，刚正不阿的人。

       三国演义中，还可以学到许许多多的东西，比如研究历史的规律，分析人物性格，分析事情的前因后果成败原因。毛泽东就曾经读了五次三国演义，原因大致也在这吧。名著是经得起反复阅读，反复推敲的，好的名著伴人一生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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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下认为，曹操自举义兵以来，一直都是忧国忧民、忧世不治。三十余年来，曹操在尽自己的最大努力，维护着汉朝行将崩离的中央政权，直至生命终结前夕还惦记着荆襄的人民。

       给一个历史人物盖棺定论，还是要看他的历史贡献和历史业绩。曹操自174年出道以来，接近五十年的时间内，先后扫平吕布、张秀、袁术、袁绍、马超、韩遂等割据势力，统一了整个北方。由于江河之隔、山川之阻以及赤壁兵败等原因，曹操最终未能实现国家的统一，非常遗憾。政治和经济上，曹操实行屯田、挖渠、免租免税、改革币值、鼓励生产等措施，为中国北方的稳定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作为文人，曹操是汉末杰出的诗人，在中国文坛也留下了绚丽的一笔。

       另外，曹操平定乌桓是反侵略的战争，是得到了人民的支持的，是正义的。这种捍卫边境安宁、抵御外侵的贡献是应该得到较高评价的。在下虽然不敢言曹操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英雄，至少算得上汉族英雄。

       曹操也留下了一些过失，这些过失和他的贡献、功绩相比实为九牛一毛。比如曹操镇压了黄巾农民起义，但是在镇压过程中，曹操尽量采取一些怀柔的方法，比如诱降和收编等等，这比同时代的皇甫嵩、董卓等人好的多了。

       综上所述，曹操的功绩和贡献远远超过他的过失，曹操可以排在魏晋南北朝的执牛耳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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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曹操的评价

       （1）曹操统一北方的积极作用。

       前已叙及，东汉王朝后期，由于政治黑暗，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人民无法生活，终于爆发了轰轰烈烈的黄巾大起义。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农民起义不可能取得最终的胜利，继之而来的是东汉王朝的解体和军阀混战。在混战中，不仅董卓、李傕等凉州军阀到处屠杀人民，抢劫财物，就是打着勤王旗号的东方将领也“纵兵钞掠”。因而普遍出现了“民人相食，州里萧条”的荒凉景象。这种情况的造成，除了应当归罪于东汉王朝的反动统治外，镇压农民起义和破坏社会生产的军阀，自然也是不可饶恕的罪首。但相对的说，各军阀之间，毕竟还是有所差别的。拿曹操来说，他虽然镇压过农民起义和滥杀过无辜人民，但从他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的表现来看，他比被他消灭的那些军阀还是胜过一筹的。比如他推行屯田，兴修水利，实行盐铁官卖制度，对社会经济的恢复和经济的整顿起了积极作用。这些都将在谈论经济时再介绍。

       曹操一开始走上仕途就试图用比较严格的法律改变当时权豪横行的情况。但由于祸害根子在中央，操无法施展自己的意图。到他自己掌握政权以后，才得全面推行抑制豪强的法治政策。他说：“夫刑，百姓之命也”；“拨乱之政，以刑为先”。他起用王修、司马芝、杨沛、吕虔、满宠、贾逵等地方官吏，抑制不法豪强。如果把袁绍和曹操在冀州先后推行的治术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两种不同的情况：“汉末政失于宽，绍以宽济宽，故不摄”。在袁绍的宽纵政策下，“使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炫鬻家财，不足应命”。这样，自然不能使“百姓亲附，甲兵强盛”。所以袁绍虽地较大、兵较多、粮较足，终为操所败。操得冀州后，立即“重豪强兼并之法”，因而收到了比较能使“百姓喜悦”的效果。我们只要翻看一下《三国志·魏志》，就可以看出在操统治下，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治面貌和社会风气都与以前有所不同。朝中既少有倾轧营私的大臣；地方上恣意妄为而不受惩罚的官吏和豪强也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司马光说操“化乱为治”，并非无据。而且操用人不重虚誉，他选用的官员要“明达法理”，能行法治。操还提倡廉洁，他用崔琰、毛玠掌管选举，“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虽于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莫得进。务以俭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励，虽贵宠之臣，舆服不敢过度”。于是社会风气有所好转。

       与推行法治政策相辅而行的是操力图集权于己，不容许臣下有结党行为。他下令说：“今清时，但当尽忠于国，效力王事，虽私结好于他人，用千匹绢，万石谷，犹无所益”。操为了监视群臣，设置“校事”。这件事受到大臣反对，认为“非居上信下之旨”。操对此加以解释说：“要能刺举而办众事，使贤人君子为之，则不能也”。所谓“贤人君子”，主要指世家大臣，他们累世为官，枝连叶附，名望和势力很大。操对之一方面不能不加以笼络，使之居上位而不予实权；一方面也利用出身微贱的校事来检查他们的行动。至于这样做有无必要呢？我们可以用日后孙权的话来回答。孙权说：“长文（陈群字）之徒，昔所以能守善者，以操笮其头，畏操成严，故竭心尽意，不敢为非”。孙权也仿效操设校事一职，可知在当时情况下，设置监视大臣行动的校事，以防汉末和袁绍集团内大臣结党拉派的重演，还是不无道理的。从曹魏政权的内部结构看，世家大臣最多，潜在的危险也较重。曹操为自身及子孙计，设置校事以伺察大臣，虽有些苛刻和搞权术，但不这样，是难以制服他们的。史称：“曹公性严，掾属公事，往往加杖”。操还令诸将家属居邺，以防其叛己外逃，都是操与属下存在着隔阂与矛盾的反映。

       总起来看，黄河流域在曹操统治下，政治有一定程度的清明，经济逐步恢复，阶级压迫稍有减轻，社会风气有所好转。所以我们说操之统一北方及其相应采取的一些措施还是具有积极作用的。

       （2）曹操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家。

       首先，操善于驭将；如建安十九年（214年）曹操东击孙权，退军时，留下张辽、乐进、李典三将及护军薛悌镇守合肥。次年，操于出军西击张鲁前，派人给薛悌送去教令，封面写明：“贼至乃发”。不久，孙权亲自率领大军十万来攻合肥，薛悌等开函看教，乃是：“若孙权至者，张、李将军出战，乐将军守，护军勿得与战”。这时合肥守军总共才七千余人。敌众我寡，如果分兵出战，是否上策，诸将疑惑。张辽曰：“公远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击之，折其盛势，以安众心，然后可守也。成败之机，在此一战，诸君何疑！”李典闻言，当即表示赞同。于是辽、典当夜招募敢从之士八百人，杀牛犒飨。次日天亮，辽被甲持戟，先登陷阵，杀数十人，斩二将，大呼己名，直冲至孙权麾下。权见辽来势凶猛，大为惊恐，其左右亦不知所措，只好走登高冢，以长戟自守。辽呼权下战，权不敢动，望见辽所将兵少，聚众围辽数重。辽一再突围，权人马皆披靡，无敢当者，自早战至日中，吴人夺气。辽等乃还修守备，众心遂安。权军经此一战，锐气顿失，守合肥十余日，即撤军退。大众既去，权和数将尚留逍遥津北。张辽从高望见，即率步骑前来捉权，极将甘宁、吕蒙、凌统等竭死格斗，权始乘骏马逃去，几被活捉。史家对操教令，颇为赞扬，胡三省认为操以“辽、典勇锐，使之战；乐进持重，使之守。”孙盛认为操之本意是勇怯调配，“参以同异”。我以为：张辽作战固极勇锐，乐进也以“骁果”显名，常先登陷阵，“奋强突围，无坚不陷”。如果把乐进说成是“怯”者或仅能“持重”的人，恐怕是不妥的。操的本意，料知孙权来时必自恃人马众多，合肥守兵寡少，必然骄忽轻敌。正可乘此给以迅雷不及掩耳的突然袭击。即如张辽所说“及其未合，折其盛气”，如此而已。盖兵贵神速，掩其不备，操之知将料敌，固极高明。

       由于孙权经常进兵侵犯合肥，所以曹魏一些靠近合肥的州刺史也带兵屯戍于此。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操令屯戍在合肥的兖州刺史裴潜等作好行军准备。因这时合肥方面并无军事气氛，故裴潜等动作不速。扬州刺史温恢暗自对裴潜说：“此必襄阳之急，欲赴之也。所以不为急会者，不欲惊动远众。一二日必有密书促卿进道，张辽等又将被召。辽等速知王意，后召先至，卿受其责矣！”于是裴潜赶紧作好快速行军准备。果然不久接到快速进军的命令。接着张辽等也收到诏书。说明操对诸将约束甚严，不容有忽慢诏令和动作迟缓的事。

       由上可知，操善于用将，对之要求也很严格，但能得到他们的拥护。甚至连孙权都说操之“御将，自古少有”。证明操是善于御将的。

       曹操还富有韬略、足智多谋，在战略、战术方面，常能应付裕如。操在战斗时，常能根据敌我情况，临机决策，变化多端。如前所述。操在对于毒农民军、吕布、张绣、袁绍、马超、韩遂等一系列战争中，常用声东击西、避实就虚、埋伏、包抄、突袭、离间、劫粮、攻彼救此、弃物诱敌等方法，谲敌致胜，转弱为强。在战略方面，操能集中部属智慧，择善而从，少有失误。例如当操与吕布争夺兖州，相持不下时，徐州牧陶谦病死，操欲乘机袭取徐州，然后再击吕布。荀彧劝阻之。操乃改变主意，以全力击败吕布，平定了兖州。接着徐州也归附了。建安六年（201年），即官渡战后下一年，操因粮少，不足略定河北，欲因绍新破，以其间击刘表。荀彧说：“今绍败，其众离心，宜乘其困，遂定之；而背兖、豫，远师江、汉，若绍收其余烬，承虚以出人后，则公事去矣”。操从之，终究平定了冀州。

       由上可知，荀彧在战略决策方面屡次纠正操的疑误想法，因而对操的成败存亡起了很关键的作用。其他谋臣如荀攸、郭嘉等亦有同样功勋，为操所称誉。足证操对战略部署极为重视，事先都与群僚仔细商讨。他能采纳别人的正确策略，说明他的判断力是很强的。

       当操与袁绍起兵讨伐董卓时，绍问操：“若事不辑，则方面何所可据？”操曰：“足下意以为何如？”绍曰：“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操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操又对别人说：“汤、武之王，岂同土哉？若以险固为资，则不能应机而变化也”。操之所以能克敌致胜，主要原因之一是如同他自己所说的“任天下之智力”，即充分发挥臣下的智慧和将士的战斗积极性。所谓使“贤人不爱其谋，群士不遗其力”。

       无论曹操在战略、战术上做得怎样出色，如果其军队没有较强的战斗力还是不行的。吕布的军队号称勇悍；袁绍的军队人数最多，经过多次较量之后，都为操所败，说明操军的战斗力是很强的。操军战斗力之所以强，乃由于操一贯采取精兵、简政、重视粮食生产及运输等措施。操曾说：“孤所以能常以少兵胜敌者，常念增战士，忽余事，是以往者有鼓吹而使步行，为战士爱马也；不乐多署吏，为战士爱粮也”。操自言当官渡会战时，袁绍有铠甲一万领，他只有二十领；袁绍有马铠三百具，他连十具都不到。操军人数虽少，装备虽差，但操治军带兵，比较重视纪律，赏罚比较严明，结果打败了袁军。一次在行军途中，操传令不得让马践踏麦地。如有违犯，一律斩首。于是士兵皆下马步行，惟恐踏坏了麦子。可是操自己所骑的马却因吃惊而踏了麦田。于是操即拔剑割下自己一撮头发，做为处罚，这虽只是做做样子，但也可说明操在军中持法是比较认真的。操起兵初期，打过不少败仗，但军队始终没有溃散，就是因操治军严整，而且在政治、经济各方面也能较好地配合和支持军事。所以终能转危为安、变弱为强。其他军阀如袁绍则“御军宽缓，法令不立”；吕布则“勇而无计”、“轻狡反复”；刘表则“不习军事”、只“保境自守”；袁术则“奢*放肆”、“无纤介之善”。所以操终能将他们各个击破。

       由此，我们说曹操可以称得上古代卓越的军事家。

       对曹操的评价

       （1）曹操统一北方的积极作用。

       前已叙及，东汉王朝后期，由于政治黑暗，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人民无法生活，终于爆发了轰轰烈烈的黄巾大起义。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农民起义不可能取得最终的胜利，继之而来的是东汉王朝的解体和军阀混战。在混战中，不仅董卓、李傕等凉州军阀到处屠杀人民，抢劫财物，就是打着勤王旗号的东方将领也“纵兵钞掠”。因而普遍出现了“民人相食，州里萧条”的荒凉景象。这种情况的造成，除了应当归罪于东汉王朝的反动统治外，镇压农民起义和破坏社会生产的军阀，自然也是不可饶恕的罪首。但相对的说，各军阀之间，毕竟还是有所差别的。拿曹操来说，他虽然镇压过农民起义和滥杀过无辜人民，但从他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的表现来看，他比被他消灭的那些军阀还是胜过一筹的。比如他推行屯田，兴修水利，实行盐铁官卖制度，对社会经济的恢复和经济的整顿起了积极作用。这些都将在谈论经济时再介绍。

       曹操一开始走上仕途就试图用比较严格的法律改变当时权豪横行的情况。但由于祸害根子在中央，操无法施展自己的意图。到他自己掌握政权以后，才得全面推行抑制豪强的法治政策。他说：“夫刑，百姓之命也”；“拨乱之政，以刑为先”。他起用王修、司马芝、杨沛、吕虔、满宠、贾逵等地方官吏，抑制不法豪强。如果把袁绍和曹操在冀州先后推行的治术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两种不同的情况：“汉末政失于宽，绍以宽济宽，故不摄”。在袁绍的宽纵政策下，“使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炫鬻家财，不足应命”。这样，自然不能使“百姓亲附，甲兵强盛”。所以袁绍虽地较大、兵较多、粮较足，终为操所败。操得冀州后，立即“重豪强兼并之法”，因而收到了比较能使“百姓喜悦”的效果。我们只要翻看一下《三国志·魏志》，就可以看出在操统治下，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治面貌和社会风气都与以前有所不同。朝中既少有倾轧营私的大臣；地方上恣意妄为而不受惩罚的官吏和豪强也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司马光说操“化乱为治”，并非无据。而且操用人不重虚誉，他选用的官员要“明达法理”，能行法治。操还提倡廉洁，他用崔琰、毛玠掌管选举，“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虽于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莫得进。务以俭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励，虽贵宠之臣，舆服不敢过度”。于是社会风气有所好转。

       与推行法治政策相辅而行的是操力图集权于己，不容许臣下有结党行为。他下令说：“今清时，但当尽忠于国，效力王事，虽私结好于他人，用千匹绢，万石谷，犹无所益”。操为了监视群臣，设置“校事”。这件事受到大臣反对，认为“非居上信下之旨”。操对此加以解释说：“要能刺举而办众事，使贤人君子为之，则不能也”。所谓“贤人君子”，主要指世家大臣，他们累世为官，枝连叶附，名望和势力很大。操对之一方面不能不加以笼络，使之居上位而不予实权；一方面也利用出身微贱的校事来检查他们的行动。至于这样做有无必要呢？我们可以用日后孙权的话来回答。孙权说：“长文（陈群字）之徒，昔所以能守善者，以操笮其头，畏操成严，故竭心尽意，不敢为非”。孙权也仿效操设校事一职，可知在当时情况下，设置监视大臣行动的校事，以防汉末和袁绍集团内大臣结党拉派的重演，还是不无道理的。从曹魏政权的内部结构看，世家大臣最多，潜在的危险也较重。曹操为自身及子孙计，设置校事以伺察大臣，虽有些苛刻和搞权术，但不这样，是难以制服他们的。史称：“曹公性严，掾属公事，往往加杖”。操还令诸将家属居邺，以防其叛己外逃，都是操与属下存在着隔阂与矛盾的反映。

       总起来看，黄河流域在曹操统治下，政治有一定程度的清明，经济逐步恢复，阶级压迫稍有减轻，社会风气有所好转。所以我们说操之统一北方及其相应采取的一些措施还是具有积极作用的。

       （2）曹操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家。

       首先，操善于驭将；如建安十九年（214年）曹操东击孙权，退军时，留下张辽、乐进、李典三将及护军薛悌镇守合肥。次年，操于出军西击张鲁前，派人给薛悌送去教令，封面写明：“贼至乃发”。不久，孙权亲自率领大军十万来攻合肥，薛悌等开函看教，乃是：“若孙权至者，张、李将军出战，乐将军守，护军勿得与战”。这时合肥守军总共才七千余人。敌众我寡，如果分兵出战，是否上策，诸将疑惑。张辽曰：“公远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击之，折其盛势，以安众心，然后可守也。成败之机，在此一战，诸君何疑！”李典闻言，当即表示赞同。于是辽、典当夜招募敢从之士八百人，杀牛犒飨。次日天亮，辽被甲持戟，先登陷阵，杀数十人，斩二将，大呼己名，直冲至孙权麾下。权见辽来势凶猛，大为惊恐，其左右亦不知所措，只好走登高冢，以长戟自守。辽呼权下战，权不敢动，望见辽所将兵少，聚众围辽数重。辽一再突围，权人马皆披靡，无敢当者，自早战至日中，吴人夺气。辽等乃还修守备，众心遂安。权军经此一战，锐气顿失，守合肥十余日，即撤军退。大众既去，权和数将尚留逍遥津北。张辽从高望见，即率步骑前来捉权，极将甘宁、吕蒙、凌统等竭死格斗，权始乘骏马逃去，几被活捉。史家对操教令，颇为赞扬，胡三省认为操以“辽、典勇锐，使之战；乐进持重，使之守。”孙盛认为操之本意是勇怯调配，“参以同异”。我以为：张辽作战固极勇锐，乐进也以“骁果”显名，常先登陷阵，“奋强突围，无坚不陷”。如果把乐进说成是“怯”者或仅能“持重”的人，恐怕是不妥的。操的本意，料知孙权来时必自恃人马众多，合肥守兵寡少，必然骄忽轻敌。正可乘此给以迅雷不及掩耳的突然袭击。即如张辽所说“及其未合，折其盛气”，如此而已。盖兵贵神速，掩其不备，操之知将料敌，固极高明。

       由于孙权经常进兵侵犯合肥，所以曹魏一些靠近合肥的州刺史也带兵屯戍于此。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操令屯戍在合肥的兖州刺史裴潜等作好行军准备。因这时合肥方面并无军事气氛，故裴潜等动作不速。扬州刺史温恢暗自对裴潜说：“此必襄阳之急，欲赴之也。所以不为急会者，不欲惊动远众。一二日必有密书促卿进道，张辽等又将被召。辽等速知王意，后召先至，卿受其责矣！”于是裴潜赶紧作好快速行军准备。果然不久接到快速进军的命令。接着张辽等也收到诏书。说明操对诸将约束甚严，不容有忽慢诏令和动作迟缓的事。

       由上可知，操善于用将，对之要求也很严格，但能得到他们的拥护。甚至连孙权都说操之“御将，自古少有”。证明操是善于御将的。

       曹操还富有韬略、足智多谋，在战略、战术方面，常能应付裕如。操在战斗时，常能根据敌我情况，临机决策，变化多端。如前所述。操在对于毒农民军、吕布、张绣、袁绍、马超、韩遂等一系列战争中，常用声东击西、避实就虚、埋伏、包抄、突袭、离间、劫粮、攻彼救此、弃物诱敌等方法，谲敌致胜，转弱为强。在战略方面，操能集中部属智慧，择善而从，少有失误。例如当操与吕布争夺兖州，相持不下时，徐州牧陶谦病死，操欲乘机袭取徐州，然后再击吕布。荀彧劝阻之。操乃改变主意，以全力击败吕布，平定了兖州。接着徐州也归附了。建安六年（201年），即官渡战后下一年，操因粮少，不足略定河北，欲因绍新破，以其间击刘表。荀彧说：“今绍败，其众离心，宜乘其困，遂定之；而背兖、豫，远师江、汉，若绍收其余烬，承虚以出人后，则公事去矣”。操从之，终究平定了冀州。

       由上可知，荀彧在战略决策方面屡次纠正操的疑误想法，因而对操的成败存亡起了很关键的作用。其他谋臣如荀攸、郭嘉等亦有同样功勋，为操所称誉。足证操对战略部署极为重视，事先都与群僚仔细商讨。他能采纳别人的正确策略，说明他的判断力是很强的。

       当操与袁绍起兵讨伐董卓时，绍问操：“若事不辑，则方面何所可据？”操曰：“足下意以为何如？”绍曰：“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操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操又对别人说：“汤、武之王，岂同土哉？若以险固为资，则不能应机而变化也”。操之所以能克敌致胜，主要原因之一是如同他自己所说的“任天下之智力”，即充分发挥臣下的智慧和将士的战斗积极性。所谓使“贤人不爱其谋，群士不遗其力”。

       无论曹操在战略、战术上做得怎样出色，如果其军队没有较强的战斗力还是不行的。吕布的军队号称勇悍；袁绍的军队人数最多，经过多次较量之后，都为操所败，说明操军的战斗力是很强的。操军战斗力之所以强，乃由于操一贯采取精兵、简政、重视粮食生产及运输等措施。操曾说：“孤所以能常以少兵胜敌者，常念增战士，忽余事，是以往者有鼓吹而使步行，为战士爱马也；不乐多署吏，为战士爱粮也”。操自言当官渡会战时，袁绍有铠甲一万领，他只有二十领；袁绍有马铠三百具，他连十具都不到。操军人数虽少，装备虽差，但操治军带兵，比较重视纪律，赏罚比较严明，结果打败了袁军。一次在行军途中，操传令不得让马践踏麦地。如有违犯，一律斩首。于是士兵皆下马步行，惟恐踏坏了麦子。可是操自己所骑的马却因吃惊而踏了麦田。于是操即拔剑割下自己一撮头发，做为处罚，这虽只是做做样子，但也可说明操在军中持法是比较认真的。操起兵初期，打过不少败仗，但军队始终没有溃散，就是因操治军严整，而且在政治、经济各方面也能较好地配合和支持军事。所以终能转危为安、变弱为强。其他军阀如袁绍则“御军宽缓，法令不立”；吕布则“勇而无计”、“轻狡反复”；刘表则“不习军事”、只“保境自守”；袁术则“奢*放肆”、“无纤介之善”。所以操终能将他们各个击破。

       由此，我们说曹操可以称得上古代卓越的军事家。

       （3）曹操的为人和作风。

       操在中国历史上是为人熟知的人物之一，人们对他的看法纷纭错杂，毁誉不一。毁者把他说成白脸的奸臣、专门玩弄权术、“宁我负人，勿人负我”的极端利己者：誉者则目之为命世英雄、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有关史书记载，既善恶错出，真假难辨。我们如果片面地依据某些记述，断章取义，纵然再多发表评论文章，亦无济于事。评论历史人物，应当从有关的可靠记述中归纳出居于主流的东西（如德、才、功、过、善、恶、作用、影响等），从而得出确切的结论。不仅要把这一人物与他同时的人相比较，也要放在历史的长河中与同一类型的人相比较，这样便不难估计其在各方面的价值，以确定其历史作用。比如曹操的忠与奸的问题，我们在前面已经做过分析，曹魏政权是曹操在农民起义的影响下，自己苦心经营出来的。当时尺土一民，皆非汉有，汉朝还有什么可供曹操篡夺呢？曹操确实是玩弄了一套“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把戏，但这样做，还是为汉朝延长了二十余年的名义上的国柞。假若操是奸臣的话，那末，二袁、刘表、刘备、孙权……谁是忠臣呢？如果找不出一个能维护汉政权的忠臣来，还能说操是奸臣吗？

       至于曹操对人是否奸诈？专门倾人利己呢？传说中曹操所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话是否真实呢？据《三国志》卷1《武帝纪》注引《魏书》：

       太祖以卓终必覆败，遂不就拜，逃归乡里，从数骑过故人成皋吕伯奢，伯奢不在，其子与宾客共劫太祖，取马及物，太祖字刃击杀数人。

       《武帝纪》注又引《世语》：

       太祖过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备宾主礼。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图己，手剑夜杀八人而去。

       《武帝纪》注又引孙盛《杂记》：

       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既而凄怆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遂行。

       根据《魏书》的说法，操杀人系于被劫之后，这种杀人，不能说是负人，而只是惩罚歹徒的行为。《杂记》所说操夜杀人，乃是怕别人杀害自己，所以先下手为强，这还可以说是“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行为。但操过后，还是很快就感到凄怆伤怀，说明这次杀人是属于误会，并非操本性即安于做负人之事。而且，“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之语，只见于此书，其他二书均未道及。可知这话是不可靠的。从当时实际情况论，操恐惧出奔，方逃命之不暇，安能轻易做杀人惹祸之事。他当时如畏人图己，就应趁人无备时逃走，何必杀人以增罪累而稽行期？以上三书所记大相径庭，陈寿既不采用，裴注虽引出，但未置评，仅备遗闻。所以我们不宜视之为真实材料，与其在这个问题上多做纠缠，远不如从操许多比较确凿的行事中寻找答案。比如：陈宫，原来是拥戴操为竞州牧的有功大员，操“待之如赤子”。但后来陈宫趁操东征徐州牧陶谦之际，叛操而迎吕布为兖州牧，使操几遭灭顶之灾。后来陈宫与吕布一起被操禽获，“宫请就刑，操为之泣涕”，颇有故人依恋之情。宫死后，“操召养其母终其身，嫁其女，抚视其家，皆厚于初”。又如建安十九年（214年），蒯越病死前，托操照料其家，操报书曰：“死者反生，生者不愧，孤少所举，行之多矣，魂而有灵，亦将闻孤此言也”。可见操对死者的嘱托，并无背负之事。王粲的儿子因参与魏讽谋反，为曹丕所诛，操闻叹息曰：“孤若在，不使仲宣无后。”操以金璧从南匈奴赎回蔡文姬之事更为人所熟知。操还自言：“前后行意，于心未曾有所负”，可知他是怕负人的，似不可能说出“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话。吕思勉谓：“操之待人，大致尚偏于厚”。这种讲法，是符合事实的。那些述说操诈骗倾人的传闻、轶事，多非历史的真实。但这种讲法从何而来呢？首先，操用兵善“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吕布与操作战时，曾告诫部属：“曹操多谲”。因此，有人就把操用兵时的“多谲”，扩大到其为人和作风上；其次，陈寿说操“少机警，有权术”。“挟天子以令诸侯”，就是他在政治上搞的权术，赵翼言操用人系以权术相驭。操在用人上，确实有用权术的地方，但说他用人全靠权术，就以偏概全了。封建政治首脑有几个不用权术的？有几个没有滥杀过人？袁绍早就让操杀杨彪、孔融、梁绍。就以孔融为例，他何尝不随意杀人！当他任北海相时，仅因“租赋少稽”，就一朝杀五部督邮。孔融既不能自力保境，又不肯同邻近州郡合作，因此，左承祖劝他“自托强国”，仅因这个建议，就被孔融杀害。至于历代开国帝王，因铲除异己，而滥杀错杀的更史不绝书，如果只责操谲诈负人，是不公允的。

       操的污点，首先是他参与镇压黄巾起义，关于此事，前面已多处提及，不再详述。其次是他有过屠杀徐州人民的罪行，此事前面也说过。关于操攻徐州牧陶谦的原因，各书说法不一。即使操父真为陶谦所杀，操也不该大量屠杀无辜人民。陈寿于《三国志》中叙述曹操之事，从不做过分的贬抑，对操攻徐州的暴行，所述亦较他书为简，然亦不能不承认：“所过多所残戮”。操还曾有“围而后降者不赦”的法令，操及其手下诸将常有“屠城”之事，这是不应宽恕的。其他如当操攻围吕布于下邳时，关羽屡向操求取布将秦宜禄之妻杜氏，操“疑其有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在此事稍前，操在宛收降张绣时，亦曾纳张绣的从叔母，以致引起张绣的叛变。诸如此类的事，在当时虽算不上什么很坏，但总是欠缺的。陈寿在评论曹操时，极称赞其谋略、权变、法术和用人、创业的功绩，从无一语赞及他的品德。陈寿论到刘备时，认为备“机权于略，不逮魏武”。可是极力称颂刘备的“弘毅宽厚，知人待士”。说明陈寿是善于抓住曹、刘在德才上各自特色的。

       许多同志认为曹操是我国古代卓越的军事家，我很同意。有些同志还认为曹操是我国古代卓越的政治家，我觉得有点偏高。因为曹操有过滥杀无辜人民的暴行。一个卓越的政治家应当不这样。另外，在个人品德作风上，曹操也有些欠缺，不足为后世法。既然称作历史上的政治家，就应当对后世能起榜样作用，曹操在这方面还不够规格。

       好了，今天关于“评价曹操作文600字”的话题就讲到这里了。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我的讲解对“评价曹操作文600字”有更全面、深入的了解，并且能够在今后的学习中更好地运用所学知识。